当我前面所说的社会服务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记录农民疾苦的工作同时也在进展中。
成千上万人的谈话都被记录下来了,这当然不会毫无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民前来诉苦,这就增加种植园主的怒火。他们想尽办法来对付我的调查工作。有一天,我接到比哈尔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说:“你的调查已经拖得够久了,你现在还不结束这个工作,离开比哈尔吗?”
这封信的措词很客气,但是它的用意是明显的。我回信说,调查势必延长,除非(直到)调查的结果使人民获得解救,我无意离开比哈尔。我指出,政府完全可以这样来结束我的调查工作:承认农民的疾苦是真实的并为他们解除这种疾苦;再不然就是承认农民已经提出一个案情,政府应当立即成立一个调查团进行调查。
省长爱德华·盖德爵士召见了我,表示愿意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请我担任委员。我弄清楚其他委员的名字以后,便和我的同事们商量,最后同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附有以下的条件: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可以自由地同我的同事们商谈;政府应当承认我虽然是委员会的一员,但仍然是农民的辩护人;政府还应当承认,如果调查的结果不能使我满意,我有自由领导农民,并劝告他们采取何种行动方针。
爱德华·盖德爵士接受了这个正当而合理的条件,随即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已故弗兰克·史礼爵士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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