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的罢工刚刚结束，我又得投入凯达的非暴力抵抗的斗争中去。

由于收成不好，凯达县出现了饥荒的情况，而凯达的农民正在考虑暂停缴纳那一年的田赋。

在我向农民们提出明确的建议之前，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先生已经进行过调查并且提出了情况报告，此外还亲自和当地的专员讨论了这个问题。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也已经投入了这场战斗，并且通过维达尔白·巴德尔先生和已故戈库尔达斯·卡罕达斯·巴立克爵士在孟买的立法议会中鼓动起来。不止一个代表团为了这个问题在等候首长的接见。

那时我是古遮拉特大会的主席。大会向政府遞了请愿书、打了电报，甚至忍气吞声地承受专员的侮辱和威吓。这些官员们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是非常可笑而不成体统，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于置信。

农民们的要求象白书一样明亮，而且是这样的温和，以求成为一个能够被接受的强有力的问题。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是在二分五以下，农民可以要求完全停付那一年的田赋。照官方的数字，收成据说是在二分五以上。相反，农民们却争吵着说，收成不足二分五。然而政府根本不听，而且认为人民要求仲裁是“大逆不道”。最后所有的请愿书和祈求都失败了，我和同事们商量以后，便劝导农民们进行非暴力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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