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必须暂时离开旁遮普这些黑暗的事件。国民大会党在旁遮普对德耶主义进行的调查刚刚开始，我便接到邀请，要我出席在德里举行的讨论基拉法问题的印—穆联席会议。在邀请书上签名的有已故哈钦·阿兹玛尔汗·萨希布和阿沙夫·阿里先生。据说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要参加，而且如果我的记性还不错的话，他还是大会的副主席。就我记忆所及，这个会预定在那一年的11月间举行。这次会议要讨论基拉法被出卖所引起的形势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否应当参加和平庆祝的问题。邀请书中还说，会议所要讨论的不单是基拉法的问题，而且还要讨论护牛问题；所以这对于解决护牛问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喜欢这样提出护牛的问题。所以我在回信中一面答应尽可能来参加这次会议，一面提出我的意见，我认为这两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种讨价还价的精神中混为一谈，而应该根据各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我带着满脑子的这类思想去出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尽管它还不如后来的一次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集会那么可观。我同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讨论了上述问题，他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很欣赏我的看法，叫我在会上提出来，我也同已故哈钦·萨希布谈过这个问题。我在会上提出来说，如果基拉法问题有它正当而合法的根据——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如果政府的处理实在太不公平，那么印度教徒当然会支持穆斯林的要求以纠正基拉法的错误。如果他们借此机会提出护牛的问题，或者利用这个机会同穆斯林讨价还价，是不妥当的，正如穆斯林不应当以停止屠牛作为换取印度教徒支持基拉法问题的代价一样。但是如果穆斯林出于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出于对邻居和同一土地的儿女的责任感而自动停止屠牛，那就又当别论了，那就是一件好事，说明他们互相有很大的信任。我认为采取这么一种独立的态度是他们的责任，并且会提高他们行为的尊严。但是如果穆斯林认为作为邻居他们有责任停止屠牛，那他们就不用考虑印度教徒会不会在基拉法的问题上帮助他们。“所以，”我说道：“这两个问题应当分开讨论，而这次会议的题目应当只限于讨论基拉法的问题。”我的主张得到出席会议的人们的赞同，结果，护牛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就没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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