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各答特别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还得在拿格埔的年会上加以肯定，在这里，又象在加尔各答一样，也有无数旁听者和代表们赶来。参加大会的代表人数那时还没有限制。结果，据我所记得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数竟达一万四千名之多。拉拉吉极力主张把抵制学校的条文略加修改，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同样地，德希班度也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以后不合作的决议案便被大会一致通过了。

关于修改国大党党章的决议也要在这次大会上讨论。小组委员会的草案在加尔各答的特别大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因此这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讨论。这一次要在拿格埔大会上作最后的决定。大会的主席是西·维加耶罗伽华恰立。提案委员会只对草案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就通过了。我记得我在草案中曾将大会代表的人数规定为1，500人；提案委员会把这个数字改为6，000人，我认为这个增加是出于匆促的判断，而这几年的经验更证实了我的看法。

我以为那种认为代表人数众多就有助于大会的进行，或者就能维护民主原则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空想。一千五百名代表，对人民的利益极为关心，心胸宽广而诚实，无论如何总比随便选出来的六千名不负责任的人更能够维护民主。要维护民主，人民必须对独立、自尊和团结特别关心，而且必须坚持挑选那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做他们的代表。然而迷恋于代表人数的提案委员会，实际上会使得人数超过六千人。所以六千人的限制实在具有妥协的性质。国大党的宗旨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在我所提出的党章里，国大党的宗旨，如果可能的话，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达到自治，如不可能，则脱离不列颠帝国而自治。大会上有一部分人要把党的宗旨只限于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这一部分人的意见是由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提出来的。然而他们没有得到很多票。党章草案再一次提出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仍将是和平的和合法的。这个条件也引起了反对，反对者的意见是说在党章中不必规定应当采取什么手段，大会经过一场有教育意义的和坦率的讨论以后，仍然维持原议。我认为如果这个党章是由人民真诚地，理智地并且热心地订出来的，那就将成为进行群众教育一个有力的工具，而制订这个党章的过程本身就会给我们带来自治。然而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就有点不相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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