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史概论》序
做文学史,和做一切历史一样,有一个大困难,就是选择可以代表时代的史料。做通史的人,于每一个时代,记载几个帝王的即位和死亡。几个权臣的兴起和倾倒,几场战争的发动和结束,便居然写出一部“史”来了。但这种历史,在我们今日的眼光里,全是枉费精神,枉费笔墨,因为他们选择的事实,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迁,并不能写出文化的进退,并不能描出人民生活的状况。例如记五代十国的时代,史家只叫我们记着那许多无谓的梁唐晋汉周,和高祖、庄宗、世宗……和荆南、吴越、南唐……等等。但我们今日若作一部“新新五代史”,我们就应该知道,与其记诵五代十国的帝王世系,不如研究钱镠在浙江兴的水利或王审知入闽后种族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与其痛骂冯道的无耻,不如研究当日政府雕板的监本九经的历史;与其记载桑维翰的大话,不如研究李煜、冯延巳一班人的小词;与其比较《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的文字优劣和义法宽严,不如向当时人的著作里去寻那些关于民生文化的新史料。范仲淹的文集里,无意之中,记载着五代时江南的米价,那是真重要的史料。敦煌石窟里,前不多年,忽然发现韦庄详记北方饥荒的一首白话长诗,那也是真重要的史料。比起这种真正史料来,什么谨严的史传,什么痛快的论赞,都变成一个钱不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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