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朋友汪静之把他的诗集《蕙的风》寄来给我看，后来他随时做的诗，也都陆续寄来。他的集子在我家里差不多住了一年之久；这一年之中，我觉得他的诗的进步着实可惊。他在一九二一，一二，一三，做的《雪花—棉花》有这样的句子：

你还以为我孩子瞎说吗？

你不信到门前去摸摸看，那不是棉花？

那不是棉花是什么？

妈，你说这是雪花，我说这是顶好的棉花，比我前天望见棉花铺子里的还好的多多。

……

这确是很幼稚的。但他在一年之后，——一九二二，一，一八——做的《小诗》，如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责，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这就是很成熟的好诗了。

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

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我们虽然认清了方向，努力朝着“解放”做去，然而当日加入白话诗的尝试的人，大都是对于旧诗词用过一番功夫的人，一时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镣铐枷锁。故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诗”，大部分只是一些古乐府式的白话诗，一些《击壤集》式的白话诗，一些词式和曲式的白话诗，——都不能算是真正新诗。但不久就有许多少年的“生力军”起来了。少年的新诗人之中，康白情、俞平伯起来最早；他们受的旧诗的影响，还不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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