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健陀罗故地寻找到法显和玄笑的足迹，我如此激动，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这是我们历险考察的长途中第一次在文化意义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商人谋利，军人从命，他们的远行虽然也会带来一些文化成果，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企图却属于远行的僧人和诗人。

这四种人走路的远近也不一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多数不喜欢万里远征。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提叨仔些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诗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僧人就不一样了。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人的能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更是不惜穿越生命绝境，去获取精神上的经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于是，能走远路的其实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确文化意图的只有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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