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对自由意志和必然性观念的逐渐减少或增多，要依据某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多少，要依据时间距离的远近并且依据对原因依赖多少（我们是从这些原因中来考察一个人的生活现象的）而定。

因此，如果我们考察一个人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最为人所共知的，他完成行为与判断这一行为的时间距离是极长的，行为发生的原因是最容易理解的，那么，我们就得到最大的必然性和最小的自由意志的观念。如果我们考察一个与外部条件的关系最少的人，他完成行为的时间离现在非常近，他的行为发生的原因是我们难以理解的，那么，我们就能得到最小的必然性和最大的自由意志的观念。

但是，不论在前一种情形或者在后一种情形，不论我们怎样改变我们的看法，不论我们怎样弄清楚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或者不论我们怎样觉得那种关系无法弄清楚，不论把时期怎样延长或缩短，不论我们觉得原因是可知或不可知，我们都不能想象出完全的自由或完全的必然性。

一、不论我们怎样想象一个人如何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我们永远得不到在空间上自由的观念。人的任何一次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受他自己的身体和他周围事物的制约。我举起胳膊，然后把它放下来。我觉得我的行动是自由的；但是我问问自己：我能不能朝各个方向举起胳膊呢？于是我看出，我是朝着行动最不受周围的事物和我自己的身体构造的妨碍的方向举起胳膊的。我从各个可能的方向中选出一个，因为在这个方向上障碍最少。如若要我的行动自由“未成形质”之气，形而下之器为“已成形质”之物。“理”为，就必须使我的行动不致于碰上任何障碍。如若要想象一个人自由，我们就得想象他超出空间以外，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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