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趁耶诞新年几天假期，检视不久之前初步编出来的一本新文集，准备寄给台北出版社付梓。文集七十篇文章十来万字，一大半是我每个月给《明月》写的编者文章；这次重读，除了觉得六年岁月过得真快，也想到新的一年里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形势，更考虑到我个人的编辑工作和写读生活的前路。

我的新书名为《这一代的事》：那是去年我发表在月刊十月号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我很喜欢那篇文章，也很喜欢那个题目。记得那天深夜写完"书房窗外的冷雨"一节，我仿佛回到父亲生前的书斋，心头尽是伤逝之情；写到"卷起那半幅竹帘"，学生时代的台南旧事一一重现，高兴了好久好久；写到"送给列宁的礼物"，书房里顿时飘起英国初秋午后的寒意，我依稀回到伦大那家学院的酒馆，三两师友又在酒边高谈政治了；收笔前写香港一段，我不禁想到我和我的家人的前程，满心愧作不能言传；脱稿的时候，脑中两岸政局的阴影挥之不去，我竟格外怀念台北那位忠诚的少将。这些都是我这一代人的事：政治的围墙隔绝了历史的灯影，而知识的扁舟又载不动太多的伦理包袱。在这样的扌于格之下，价值判断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我半辈子在几个传播机构出版单位做事，笔底描画过多少中外政界的微雨和风暴，对于个中是非黑白实在有点茫然了。可是，一个从事编辑工作和过着写读生涯的人一旦没有理想、丧失信心，根本不可能提起勇气坐到书桌前迎接新的一天。两百多年前，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看透城狐社鼠的社会，大可"携灯画竹到天明"，借用种竹体现积极的意识，通过画竹寄托高洁的情操，最后保全了传统读书人的完美形象。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整个世界的节奏已经不太容许一个人隐居山林独善其身了：社会分工的趋势越走越远，脑力劳动者所面临的生存挑战也越来越大，金农思想只能作为人生失意时的精神慰藉，无补于现实事务的运作过程。虽然如此，我的编辑室里还是长年挂着江兆申先生给我写的《种竹》诗，随时让我有个绿影照窗的精神别业。现代人仍然有权缅怀这一点点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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