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

“嗳，表姐。”

两人同年，相差的月份又少，所以客气，互相称表姐。

女儿回娘家，也上前叫声“表姑”。

荀太太忙笑应道：“嗳，苑梅。”荀太太到上海来发胖了，织锦缎丝棉袍穿在身上一匝一匝的，像盘着条彩鳞大蟒蛇；两手交握着，走路略向两边一歪一歪，换了别人就是鹅行鸭步，是她，就是个鸳鸯。她梳髻，漆黑的头发生得稍低，浓重的长眉，双眼皮，鹅蛋脸红红的，像咸鸭蛋壳里透出蛋黄的红影子。

问了好，伍太太又道：“绍甫好？祖志祖怡有信来？”

他们有一儿一女在北京，只带了个小儿子到上海来。

荀太太也问苑梅的弟妹可有信来，都在美国留学。他们的父亲也不在上海，战后香港畸形繁荣，因为闹共产党，敏感的商人都往香港发展，伍先生的企业公司也搬了去了。政治地缘的分居，对于旧式婚姻夫妇不睦的是一种便利，正如战时重庆与沦陷区。他带了别的女人去的——是他的女秘书，跟了他了，儿子都有了——荀太太就没提起他。

新近他们女婿也出国深造了，所以苑梅回来多住些时，陪陪母亲。丈夫弟妹全都走了，她不免有落寞之感。这些年青人本来就不爱说话——五十年代“沉默的一代”的先驱。所以荀太太除了笑问一声“子范好？”也不去找话跟她说。

表姊妹俩一坐下来就来不及地唧唧哝哝，吃吃笑着，因为小时候惯常这样，出了嫁更不得不小声说话，搬是非的人多。直到现在伍太太一个人住着偌大房子，也还是像唯恐隔墙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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