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星期一，上午9点，佩里·梅森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纸袋，顺手把帽子甩在了布莱克·斯通的半身胸像上。胸像放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低矮的组合书橱上。

帽子慢慢地晃了两下，便歪歪扭扭地扣在这位大律师的大理石胸像上了。

德拉·斯特里特，梅森的机要秘书，正在桌边拆开信件，看到眼前这种情景，不禁喝起彩来：

“越来越准了。”梅森以一种孩子气的骄傲接受了她的喝彩。

“布莱克·斯通，”德拉边看着胸像边说，“这会儿大概在坟墓里翻身呢。”

梅森粲然一笑：“现在他大概也习惯了。在过去50年里，律师一直脱下帽子放在布莱克·斯通的高贵的胸像上，这标志着一个转折的时期，德拉。”

“什么？”

“脱帽。”

“我不明白。”

“好多年以前，”梅森告诉她，“律师是很呆板的人，当他们辩论时，一只手要插在上衣里。他们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布莱克·斯通的胸像。

“以后，年轻一代的律师就随便得多了，他们继承了办公室里放着一些有关法律的书籍，上面摆放着布莱克斯通的胸像的传统，但却对这个老东西的光滑面孔的尊严深表蔑视。”

“你该做一下心理治疗了。”德拉说，“布莱克·斯通的胸像所表示的含义可能与你的想法背道而驰。这个包裹里到底是什么玩艺儿？”

“我哪儿知道，”梅森说，“我想我正在与古板的陋俗作斗争，我是说我花了5美元得到了这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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