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 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明确表示庆贺“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今天的大会师”。这“两个地区”是指解放区和前国民党统治区，他用相同的口吻高度评价来自这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解放区，许多文艺工作者进入了部队，进入了农村，最近又进入了工厂，深入到工农兵的群众中去为他们服务，在这方面我们已看到初步的成绩，在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坚持着自己的岗位，在敌人的压迫之下绝不屈服，保持着从五四以来的革命的文艺传统。”1 在会上，还由周扬和茅盾分别作了总结两个地区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但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两个报告人的报告文本和发言态度，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差别。周扬刚开始宣读报告就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 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2 按这样的思路，他介绍解放区文艺的经验理所当然是作为未来新中国文艺的方向来推广的。而茅盾的报告虽然也是总结斗争经验，但更重要的篇幅是用在检讨前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倾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从理论与创作两方面批评了抗战时期捍卫“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面旗帜胡风和团结在胡风周围的一些进步作家。很显然，两个地区、两种传统在未来文艺发展道路上所处的主次、重轻关系摆得非常明确。当然，能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都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属于“人民需要的人”3 （毛泽东语），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崇高的荣誉，因为还有许多在“五四”新文学发展中作过重要贡献的文学家被排除在大会的外面，如创作《边城》的著名作家沈从文，主编《文学杂志》的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以及在沦陷区大紫大红的女作家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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