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初期的文学读物里，不管是哪一类作家，只要他能公开发表的作品，大约都是歌颂性的，只是各人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不一样，对时代的感受也不一样。有许多为“歌颂”而“歌颂”的作品，在今天读来完全失去了具体的感染力。这不完全是因为今天的读者已经不理解那个时代的感情，譬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虽然也夹杂着许多程式化的语言，但诗歌里洋溢着巨大而真挚的感情（主要是《青春曲》里的抒情诗）和对先烈的深切缅怀（主要是《安魂曲》的部分内容），现在读起来仍然相当感人。但是大量来自国统区作家，对新的政权不可能产生理所当然的“胜利者”情怀，他们认同新的时代，并愿意学习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武器，在自我教育的基础上赶上时代的要求。这样的作家在写歌颂性的作品时态度总是比较谨慎，很少将抒情主体扩大为“时代声音”，而是作家通过发扬主体的积极因素来寻找与时代的切合点。“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自身具有强烈的民主性因素，在新的时代里仍然可能结合时代的战斗性要求，使他们对时代的歌颂与主观情感建立切实的联系，使“颂歌”成为一种比较诚实的抒情。如诗人臧克家在1949年底写的短诗《有的人》，在纪念鲁迅这一切合点上接通了时代的精神，诗中有名的短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深刻地表达了两种人生观念和人生价值的对比，不但在当时，而且在半个世纪的生生死死的民族灾难和苦斗中，也一再被人们引用为对行尸走肉的憎恨和对革命圣徒的怀念。还有老舍，他从美国回来后根据北京市民的生活状况，写出了《龙须沟》等一批话剧，在表现北京市民生活变化这一点上，歌颂了新的时代和北京市政府，主题是新的，但作品的题材和创作思想都有一以贯之的连续性等等。这样的创作在当时都属于比较优秀的创作。本节所要重点介绍的散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14，正是这样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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