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60年代头脑清醒而又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来说,经历反右运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反右倾运动,他们会产生一种失落与幻灭的感觉。“信仰没有改变,对领袖的忠诚和崇拜没有改变,但面对现实的诸多现象,他们毕竟有一些诧异,有一些疑惑。”8 这种心态的描述也适合于邓拓这样的党内知识分子,他写于《燕山夜话》9与《三家村札记》中的杂文,内容非常驳杂,但确实有一些现实感很强烈,也很有思想的锋芒。邓拓的性格中,兼具政治家与文人的两重人格,他既是一位党性原则与政治操守都很坚定、也颇具务实精神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颇具见识与独立性、不愿随时俯仰的知识分子。前者使他具有强烈的参与现实的精神,像他在《事事关心》中引用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10,后者使他在关注社会现实时不愿只写赞美的颂歌而要以讽喻的态度针砭时弊,以求引起改进的注意,这就不免与时代的抒情大合唱不合拍。“三家村”的文字狱之所以能够发生,今天看来,主要是因为党内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但选择邓拓等人作为突破口,却也与他们此前这些“不合时宜”的表现有关。60年代的政治运作过程,已经容不得邓拓性格中强烈的“书生意气”. 所以当党的路线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就不免被深文周纳,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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