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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知道我对哲学家的要求，即站在善恶的彼岸，——超越道德判断的幻想。这一要求源自一种见解，我首次把这见解归纳成一个公式：根本不存在道德事实。道德判断与宗教判断有一共同点，即相信不存在的实在。道德仅是对一定现象的阐释，确切地说，是一种误释。和宗教判断一样，道德判断属于无知的一个阶段，此时连实在的概念、实在与幻想的区别尚付之缺如，以致在此阶段上“真理”仅仅是指我们今日称为“想象”的东西。就此而言，道德判断从未被认真看待，作为这样的东西，它始终只包含着悖理。但它作为征候学却总是价值非凡：它（至少对有识之士来说）显示了文化和内心世界的珍贵实在，这一实在不太懂得“理解”自己。道德只是记号，只是征候学，一个人必须业已知道自己为何行动，才能从道德中获得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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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第一个例子。在一切时代，人们都想“改善”人，道德首先是这个意思。然而，在同一个词眼下却隐藏着迥异的倾向。野蛮人的驯化和一定人种的培育都被称为“改善”。正是这些动物学术语才表达了实在——当然，典型的“改善者”即教士对此实在一无所知，并且宁愿一无所知……把驯化一头野兽称作对它的“改善”，在我们听来近乎一个玩笑。凡是了解驯兽场情况的人，都会怀疑动物在那里得到了“改善”。它们被削弱了，它们被弄得不太有害了，恐惧的沮丧情绪、疼痛、创伤、饥饿使它们变成了病兽。——教士所“改善”的驯化之人的情形与此毫无二致。在中世纪早期，教会事实上首先是一所驯兽场，人们到处捕猎“金发野兽”最美丽的标本，——例如，人们“改善”高贵的日耳曼人。可是，在这之后，这样一个被“改善”了的，被带入修道院的日耳曼人看上去怎么样呢？像一幅人的漫画，像一个怪胎。他成了“罪犯”，他蹲在笼子里，他被关在许多十分可怕的观念之间……他躺在那里，有病，虚弱，对自己怀着恶意；充满对生命冲动的仇恨，充满对一切仍然强壮幸福的事物的猜忌。简言之，一个“基督徒”……用生理学的语言说，在与野兽斗争时，使它生病可以是削弱它的唯一手段。教会懂得这一点，它败坏人，它削弱人，——但他自命“改善”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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