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哲学与民族的健康

有些人反对一切哲学，他们的话有时倒是值得一听的，尤其当他们奉劝德国人的病态头脑拒斥形而上学，而代之以象歌德（德国大文豪Goethe，1749—1832）那样借体魄获得净化，或者象瓦格纳（十九世纪德国作曲家Wagner）那样借音乐获得圣化之时，更是如此。民族的良医唾弃哲学；因此，谁想替哲学辩护，他就应当指出，一个健康的民族为何需要并且确已运用了哲学。如果他能够指出这一点，那么，也许病人也就能够实实在在获得一种教益，懂得哲学为何恰恰对于他们是有害的。

诚然，完全不要哲学，或者对哲学只有极其浅薄的、几乎是儿戏般的运用，却依然能够健康，在这方面不乏令人信服的例子，全盛时期的罗马人就是这样无需哲学而生活的。但是，一个病弱的民族借哲学重获失去了的健康，这样的例子又在哪里？如果说哲学果有显示过其助益、拯救、预防的作用，那也是在健康人身上，对于病人，它只会令其愈益病弱。如果一个民族业已分崩离析，其组成分子的维系力业已弛而不张，那么，哲学从来不曾使这些个体与整体重新结合起来。

如果一个人冀望兀然自立，在自己周围筑起自足的篱笆，那么，哲学总是准会使他更加孤立，并且让他在这孤立中给毁掉。哲学如果不是圆满足备地存在，它也就是危险的，而能让哲学充足完备的，就只有一个民族（但不是每个民族）的壮健体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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