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代交给我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一）

我29岁生日那一天，一个人在纽约，早上起来有了个突发奇想，我要和我已经离异多年的父母在一个房间里吃一顿饭。

算一算，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在一个空间看见他们两个人了。他们分开的时候我太小，我几乎记不得任何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场景。那天，我有点预感我和陈凯歌的婚姻不可能维持下去，我特别想叫我的父母都坐在我面前，和所有其他家庭一样，安慰他们的女儿，告诉我，我这辈子还是会找到我爱，也爱我的人。

我请他们两人一周后到我这里吃晚饭，但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装着是闹着玩的事，结果是阴错阳差，他们两个都觉得这样不好玩，我也没有办法再找回去说，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所以这顿饭就没吃。

我至今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跟我父母直说：“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

离开纽约之前，我决定去看一个心理学大夫，这不是有病的行为，在纽约几乎每个正常人都得看心理学家。我那时候在德国金属公司工作，人事部经理是我的朋友，她知道我要调回中国之前跟我说：“你有一千多块钱的心理学治疗从来没有报过。”我就本着中、美、德通用的“不用白不用”精神去看了一个心理学大夫。

我是被这个心理医生“挤”进来的一个正常人，他实在太忙。纽约正常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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