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怀疑,哪里就有自由。
——拉丁谚语
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题目为“未来世界”,这个展览使我这个来自最封闭的布鲁克林市的小观众目瞪口呆。仅从这个主题上看,它在向我们说明我们会拥有一个未来的世界,即使是最不经意的一瞥也足以证明它将比1939年的世界更加美好。尽管我没有注意到那些细微的异常情况,但是许多人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不幸的战争开始前夕仍渴望着能消除对战争的恐惧和疑虑。我知道至少我将在未来的世界中成长。博览会所展示的明亮而光辉的“未来”令人向往、充满希望。而被称做科学的东西显然是实现美好未来的手段。
但是如果博览会的活动稍稍有所不同,那么,它给我的教益可能就会大得多。光彩的场景后面是残酷的争斗。大出风头的是博览会主席和主要发言人格罗弗·惠伦,他曾是公司董事,后来在前所未有的警察残暴统治时期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还是公共关系的改革派。正是他希望博览会大厦主要用于商业性、工业性,特别是消费品的展览,也正是他使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坚定不移地认为应该建造奢侈的国家级的豪华建筑(后来他还抱怨他经常不得不敬法西斯式的礼)。据一位设计师说,展览会的层次只适应12岁儿童的智力。
然而,正如美国大学的历史学家彼得·库兹尼克所描述的那样,包括哈罗德·尤里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内的一群杰出的科学家认为,将科学介绍给公众是为了科学本身的发展,而不是仅仅为了出售一点科学小成品。传播科学的重点在于科学的思维方法,而不仅是介绍科学的成果。他们坚信广大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是抵制迷信,防止执拗偏狭思维方式的有效手段。正如科普专家沃森·戴维斯所言:“科学之路即民主之路。”另一位科学家甚至认为,公众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将会起到“最终战胜愚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但也很难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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