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莫斯科的欢迎亚非作家的一个群众大会上，来宾台上坐在我旁边的巴金同志，忽然低下头来轻轻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不要难过！振铎同志的飞机出事，十八号在喀山遇难了。”又惊又痛之中，我说不出话来——但是，但是我怎能不难过呢？

就是在那一年——一九五八年——的国庆节的观礼台上，振铎和我还站在一起，扶着栏杆，兴高采烈地，一面观看着雄壮整齐的游行队伍，一面谈着话。他说他要带一个文化代表团到尼泊尔去。我说我也要参加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

他笑说：“你不是喜欢我母亲做的福建菜吗？等我们都从外国回来时，我一定约你们到我家去饱餐一顿。”当时，我哪里知道这就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次的充满了热情和诙谐的谈话呢？

在我所认识的许多文艺界朋友之中（除了我的同学以外），振铎同志恐怕是最早的一个了。那就是在五四时代，“福建省抗日学生联合会”里。那时我还是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的一年级学生，只跟在本校和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和其他大学的大学生之后，一同开会，写些宣传文字和募捐等工作。因为自己的年纪较小，开会的时候，静听的时候多，发言的时候少，许多人我都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我。但我却从振铎的慷慨激昂的发言里，以及振铎给几个女师大的大同学写的长信里；看到他纵情地谈到国事，谈到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大字纵横、热情洋溢。因此，我虽然没有同他直接谈过话，对于他的诚恳、刚正、率真的性格，却知道得很清楚，使我对他很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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