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的编辑同志,早就要我写翻译的文章了,季羡林同志也常常提醒我。但是我总不敢动笔。理由很简单,我没有翻译过多少东西,不能算是一个翻译家。我又只懂得一种语言——英语,还不精通(为要通过硕士考试,必须有两种外国语。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学过一个暑期的法语,考试过后,也就忘得差不多了!)在翻译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我还有过痛苦的经验:我在美国大学的硕士论文,是李清照漱玉词的英译。题目是我的导师替我选的,这对我真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我硬着头皮,把漱玉词译成一段一段的散文,然后每星期一次到导师家里,一边吃着茶点,一边商量着把它译成“诗”。就这样,每星期译一首,半年的工夫,勉强把论文写成了。至今想起来还在难过,幸而没有一个中国人看见过我那篇论文!因此,我不敢再做翻译的工作。
1927年的冬天,我从美国同事那里,看到几本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自己用英文写的散文诗,我尤其十分喜爱其中的一本,《先知》,我喜爱它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正好第二年我在燕京大学讲一门“习作”课,我就请习作班的同学们分段翻译了出来,然后我再个别地和他们讨论商量,但修改后的译稿竟没有收集起来。1930年,我母亲逝世后,我病了一场,病榻无聊,重看这本《先知》,觉得实在有移译出来公诸同好的必要,就在1931年把它译完,正好新月书店向我索稿,我就交给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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