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的编辑同志，早就要我写翻译的文章了，季羡林同志也常常提醒我。但是我总不敢动笔。理由很简单，我没有翻译过多少东西，不能算是一个翻译家。我又只懂得一种语言——英语，还不精通（为要通过硕士考试，必须有两种外国语。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学过一个暑期的法语，考试过后，也就忘得差不多了！）在翻译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我还有过痛苦的经验：我在美国大学的硕士论文，是李清照漱玉词的英译。题目是我的导师替我选的，这对我真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我硬着头皮，把漱玉词译成一段一段的散文，然后每星期一次到导师家里，一边吃着茶点，一边商量着把它译成“诗”。就这样，每星期译一首，半年的工夫，勉强把论文写成了。至今想起来还在难过，幸而没有一个中国人看见过我那篇论文！因此，我不敢再做翻译的工作。

１９２７年的冬天，我从美国同事那里，看到几本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自己用英文写的散文诗，我尤其十分喜爱其中的一本，《先知》，我喜爱它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正好第二年我在燕京大学讲一门“习作”课，我就请习作班的同学们分段翻译了出来，然后我再个别地和他们讨论商量，但修改后的译稿竟没有收集起来。１９３０年，我母亲逝世后，我病了一场，病榻无聊，重看这本《先知》，觉得实在有移译出来公诸同好的必要，就在１９３１年把它译完，正好新月书店向我索稿，我就交给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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