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月的《北京日报》上,我连续两天看完了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原载《人民文学》1985年12期)。后来又看到了《人民文学》刊物,我立刻给心武写了一封信,我说:“读了你的《公共汽车咏叹调》,我十分感动。你是一个大写的‘北京人’!作为一个老北京的老百姓,我更感谢你……我有好几年没有出面了,唯一的度日方法就是看书看报,但是从我眼下掠过的文艺刊物中,很少找到像你那样一个心眼倾注关心‘人民’的作品……”
现在,我手边有一本《掺望周刊海外版》,看了‘作家十人谈’一栏,我十分欣赏蒋子龙——他是我很佩服的一位作家——的那篇《莫要输掉自己的挑战》(读者应当全读这篇谈话,在这里我只能选引几句)。他说:“……当今的中国文坛……多少有点理论代替创作,宣言多于作品的倾向……有人喜欢刮一阵风……怎样怎样写才是文学的正宗,才能永恒,等等……”他又说:“文学要脱离当代,当代就不需要你这样文学;文学不关心人民,人民也必将冷淡文学。”他最后的一句话,帮助我找出为什么我看过许多文艺作品,而都觉得很冷淡,而留不下任何印象的原因。
“作家十人谈”中,还有刘心武的一篇《创作的快乐》。他说:“一九八五年对我来说是问心无愧的一年……这次作家代表大会后,‘创作自由’成为一个热闹的话题。对于我来说,空洞的讨论是没有吸引力的。停顿下自己的创作去侈谈自由更是不可思议。我一如既往,自由地去……”他提了一大串的“自由”以后说“在作品中充分地表达我对生活的独到见解和我的艺术个性。我因此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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