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曾请朋友王世襄为我刻两枚闲章，一枚是“歌乐山人”，因为我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上住过。另一枚是“无佛处士”，因为我仿佛记得有一位古诗人说过“无佛处，我称尊”，我觉得这句话很幽默而俊逸！前些天他来看我，我说“请你再替我刻一枚‘是为贼’的闲章”，他微笑着不置可否，也不知他到底刻了没有？

我这话说远了！只因我近来常常觉得闲居无聊，应当料理一些该趁早料理的事了。我一生没有财产，最宝贵的就是前辈先生和中外朋友们赠我的他们的字画和着作。这些财宝，我一生中已经丧失了好几次。第一次是“七七事变”，第二次是“反右”期间，第三次是十年动乱，剩下的已寥寥无几。但是近年来又从箱底找出几幅旧的，再加上一些新的，都存放在柜子和箱子里，我想如果我一旦悄悄地走了，我的那些第二代、第三代人对这些我所珍贵的东西将手足无措，还有可能散失，这时我就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馆是在我的好友巴金倡议下成立的，由中国作家协会负责筹建的。文学馆的工作人员中，还有我的好友老舍的儿子舒乙，一个电话，他就笑嘻嘻地来了。大概是去年吧，我已将日本作家朋友送我的九十多本日文着作捐给文学馆了。近十年来，中外朋友的赠书越来越多，我的几个书架放不下了，只好先打发一些。我还和舒乙他们说好，将来我书架上的书，凡是有上下款的全都捐给他们，现在就先送走这批字画，这里面有汤定之、陈伏卢、沈尹默等老前辈的字和画，时人萧淑芳、胡藉青等的字和画，其中最多的是赵朴初同志的字，因为他常把近作的诗词寄给我看。此外还有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画等。那天舒乙他们来了，看见我桌上的那一大堆字画卷轴，就摇头说：“这些珍品可不能捆起抱走，得用车装！”第二天他们果然开了辆面包车来了，当他们几个人轻轻地托起这些字画下楼去时，我忽然觉得欢快地“了”了一桩大事，心里踏实得多了！现在仅有的是挂在客厅墙上的吴作人的熊猫和梁任公前辈替我写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副对联，还有卧室兼书斋的墙上挂的我的祖父子修公自写的诗，赵朴初的字，以及陈宇化画的玫瑰花，上面有黄苗子题的诗。以上这几幅字画，将来我“走”后也都要捐给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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