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交游不广,承认我为好友的人也不太多,但翰笙的确是我的莫逆之交。
我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40年代初期,在重庆的一次文艺团体的集会,我们坐在同一个小圆桌边上。经过介绍,谈了起来,我就觉得他态度洒脱,吐属不凡。我早知道他是一位多面手的作家,写过许多话剧和电影剧本,还有许多小说。我对戏剧技巧方面,完全是个外行,赞美的话,还是留给行家去讲,但从我在报刊上读过的他的那些作品,都感到革命气息,跃然纸上。他抨击了地主和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对于农民、渔民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赞美了人民武装斗争。七七事变以后,他又写了许多抗日的剧本和文章,来唤起中国民众的抗战激情,这些功绩,别人写的都会比我详尽,我就不必多讲了。
这里我只说说我们的交情。作为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有才又有趣的人。我们来往较多,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不但在文艺的集会上常常见面,而且常常互相家访。我这里还藏着一张他和巴金在我家客厅里照的相片,巴金身后站的是他的女儿小林,我身后站的是我的小女儿吴青,翰笙的身后站的是他的女儿蜀华,我们脸上都是笑容可掬,这是10年以前的会面了。
1980年夏,我得了脑血栓,住进北京医院,正好翰笙也住在那里,他患的仿佛是肠胃病。我们常由我们各自的女儿陪着,推着轮车在走廊上散步,累了就坐在廊子里的长椅上闲谈,疾病之苦,几乎都忘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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