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祖国，先住在来接我的放园表兄的上海家里。在上海的亲戚朋友们请我吃了好几顿丰盛的筵席。回到北京家里，自然又有长辈亲戚们接连请“接风酒”，把我惯吃面包黄油的胃，吃得油腻了，久泻不愈。中西医都治过了，还没有多大效验，燕京大学又是九月初就要开学，我着急的了不得。

这时我们的房东、旗人祈老太太来看我，说：“大姑娘，您要听我的话吃一种药，包您一吃就灵。”我的父母和我听了都十分高兴，连忙道谢。当天下午她就带一位十分慈祥的旗人老太太来，还带了一副十分讲究的鸦片烟灯和烟枪，在我的病床上，点上了白铜镂花和很厚的玻璃罩的烟灯，又递过一杆黑色有绿玉嘴子的烟枪，烟斗上已经装上了烟泡，让我就着灯尽管往里吸。我十分好奇地吸着呛着，只觉得又苦又香，渐渐地就糊涂过去了，据说那天我一直昏睡了十八个钟头，醒来时痢疾就痊愈了。回到燕大时，许多师友问我最后是怎么治的？我竟不敢说我是抽了大烟！

我回到母校教学，那正是燕京大学迁到西郊新校址的第一年，校舍是中国式的建筑，翠瓦红门，大门上挂着蔡元培先生写的“燕京大学”的匾额，进门是小桥流水，真是美轮美奂！最好的是校园里还有一个湖。据说这校址是从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手里买来的，是他在北京的房产中之一。那时湖里还没有水，湖中的小岛上也没有亭子，只在岛旁有一座石舫。我记得刚住到校里时，有一夜从朗润园回到我住处的燕南园５３号时，还是从干涸的湖底直穿过来的。后来不久这湖里才放满了水，这一片盈盈的波光，为校景添了许多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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