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①，每天总在没有围墙的土屋廊上，看着远远山下的嘉陵江缓缓地东流。在嘉陵江的东岸有一大片土地，就像今天北京西郊的中关村一样，是学术机关和好几个大学，如中央大学、南开大学②的所在地，这片土地就是沙坪坝！我的儿子吴平那时——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就在南开大学附中③就学。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老先生曾和我的父亲谢葆璋在北洋水师学堂同过学，但是他没有毕业就离开了，不过每次在重庆见到我时，他总是拍着我的肩膀用很浓重的天津口音对人家说：“她的父亲是我同班！”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我的儿子才能进入这所重点中学的。

从沙坪坝爬上歌乐山，总有好几里的山路，我记得每个周末吴平回家时，晴天就大汗淋漓，雨天当然是浑身精湿了，那时他才十二岁。

我永远也忘不了四十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轰炸机，对重庆的疲劳轰炸！我在１９４０年除夕写的一首《鸽子》的诗，就是讲述这个经历的。那夜我望着在蒙蒙的雾气中忽然熄灭的一大片闪闪烁烁的灯光，在砰砰的炸弹声中，火焰四起，我就悲愤地想到在这几百几千个血肉横飞的同胞中，会不会也有我的儿子？

我还记得在那时候我曾到过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和大学生座谈，至于校舍和座谈的内容都记不清了④，只看到沙坪坝的确像一座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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