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１１日夜我在看电视“新闻联播”，忽然看见在广播员的左边，呈现出一幅邓颖超大姐的相片，我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邓大姐永远离开我们了！在我的痛哭声中，广播员沉重而缓慢的声音，我一句也没有听到！这一夜我像沉浸在波涛怒翻的酸水海里，不知是如何度过的。第二天一早就立刻让我的外孙陈钢，去取来一篮白玫瑰花，系上一条白绸带，写上我的悼词。他又立刻把这只小小的花篮，一直送到中南海西花厅邓大姐遗像前的桌上，并拍了一张相片回来。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当我独在的时候，就总忍不住呜咽，我要写痛悼邓大姐的文字，但在这种极端激动的心理状况下，我总不能动笔。我也实在写不尽邓大姐对于国家、人民（尤其是妇女）所做出的那许多丰功伟绩，但我的心头涌出了一幅幅永远不能忘怀的邓大姐和我同在的画面，尤其是在１９５８年４月，我的老伴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我们最冤愤、最无告的时候，周总理和邓大姐派了一辆小车来接我到那所朴素简陋的西花厅，我一见到邓大姐，我的一腔冤愤就倾泻了出来，那时邓大姐注视着我的那一双睿智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人之相知，贵相知心”，邓大姐那时充满了“理解”的目光，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从此邓大姐和我就相识了。我们都喜欢玫瑰花，我的一位癖爱玫瑰的小朋友陈于化，在他工作的北京工大的校园里，开辟了一座玫瑰花园，每年在玫瑰盛开的时候，他就一定请邓大姐和我同去赏花。我从１９８０年伤腿后就从不出门了。但是有同邓大姐会见的机会我从来不肯错过。我们一边谈笑，一边看花，同时还照了许多人和花的相片。记得在１９８７年我因为赶写一篇中小学生作文评论的文章，不能赴约，邓大姐到了玫瑰园没有见到我，又听陈于化说我家离京工不远，便带了一束准备送我的西花厅院里自种的芍药花来到了我家。邓大姐的到来，引起了我无限的意外的惊喜，我把那把芍药花供着在我客厅墙上悬挂的总理像前，邓大姐和我又在总理像前照了一张相……昨天得到了巴金的一封信，他说“邓大姐走了，你难过，我也难过，她是一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没有遗产，没有亲人，她不拿走什么，真正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她是一个多么不容易做到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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