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九年零二十六天艰难而漫长的岁月里，我埋头整理中国历史的史料，先后完成了三部书稿，第一部《中国人史纲》、第二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第三部《中国历史年表》（另外还有第四部《中国历代官制》，一九七五年春，官员要我们“快快乐乐过一个端阳节”，把所有的参考书都搜去保管，规定每人不准持有三本以上的书，所以只写了一半。）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回到台北，几经转折，三部书稿陆续地重回到身边。面对着汗迹斑斑，颜色枯黄了的纸册，我有无限地感恩和热情。

但书稿似乎太多了，从地面几乎直堆到腰际。想到它们在成书之后，每部势将都在一千页以上，我茫然地忧虑到出版的困难。幸而星光出版社经理林紫耀先生毫不犹豫地慷慨承当，并为它定名为《柏杨历史研究丛书》，使我由衷地感动。不过三部书稿并不是按照顺序发排的，而是倒转过来顺序发排的。并非故意或愿意如此，种种原因之下，只有如此。这只属于小节，当三部书陆续出齐的时候，出版时间的先后，就不重要了。

二

中国历史最使人困扰的是年号问题。年号本是中国在文明史上一大贡献，现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鲜、南诏、勃海，都是效法中国，使用年号的。但中国的年号却走火入魔，除了表示纪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还表示祈福、歌颂和改朝换代。一个新政权兴起；或一个新帝王登极；或发生一件自以为很大的喜庆以及什么理由都没有而只是兴之所至，都会弄出来一个新的年号。当中国内乱时，列国林立，年号如雨后春笋，目不暇给，如三八六那一年，中国境内就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年号。即令在统一时期，年号所造成的气氛，也十分紧张。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他在位只三十六年，却改了十次年号。南周第一任皇帝武(上明下空)在位的时间更短，只十六年，却改了十四次年号。有些时候，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如五二八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气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就第二次改元。第二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接着就第三次改元，使当时的国人不胜其烦。同时也显示出这种年号制度的严重缺点，那就是，在时间距离上，造成严重地混乱。我们可以试行作一次检查：元王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王朝至元六年，相距几年？一般的答案当然是相距五年。这答案是对的，但不是绝对的对，事实上它恰恰相距七十七年，因为元王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个始于一二六四，一个始于一三三五。再试行作第二次检查：天授三年跟如意元年，以及跟长寿元年，又相距几年？答案是它们同是六九二年，相距只不过几月。假如考古学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面刻着“建平元年制造”，恐怕世界上最权威的史学家和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家都不能确定它的正确年代，因为它可能是纪元前六年，可能是纪元后三三○年，可能是三八六年，可能是三九八年，可能是四○○年，可能是四一五年，可能是四五四年，也可能是五○八年。所以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置身于瞬息万变，分秒必争的时代，实在没有继续埋葬在这种纠缠不清的年号迷魂阵里的必要。我们大胆地绕过年号，采用公元纪年，希望能简单迅速，而又正确无讹地立即明了历史事件的时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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