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10月，奈瓦尔造访伊斯坦布尔的七年后，福楼拜来到此地，带来他的作家摄影师朋友德康，以及他刚在贝鲁特染上的梅毒病。他待在此地近五个月，虽然他在从雅典寄给布勒（Louis Bouillet）的信中说“至少得（在伊斯坦布尔）待上半年”，福楼拜的话，我们却不必太认真，因为他这个人思念抛在身后的一切。我们从日期旁边注明“君士坦丁堡”的多封信中清楚得知，自启程以来，他最思念位于卢昂的家、他的书房、为他的远行痛哭流涕的母亲，他热切地希望尽快返家。

福楼拜按照奈瓦尔的行程，途经开罗、耶路撒冷和黎巴嫩，来到伊斯坦布尔。和奈瓦尔一样，他越来越厌倦在这些地方看见的丑恶冷酷、神秘的东方情调——他对自己的幻想已经生厌，现实战胜了他，这些现实比他的梦想愈发“东方”，因此伊斯坦布尔激不起他的兴趣。（他原本计划待三个月。）事实上，伊斯坦布尔不是他要寻找的东方。在致布勒的另一封信中，他追溯了拜伦的西安纳托利亚之旅。激发拜伦想像力的东方是“土耳其的东方，弯刀、阿尔巴尼亚服饰、栅栏窗户遥望大海的东方”。但福楼拜则偏爱“贝多因人和沙漠的炎热东方，红色非洲的深处，鳄鱼、骆驼、长颈鹿”。

在二十九岁作家的东方之旅所到之处，是埃及激发了他的想像力，终其一生亦是如此。在写给母亲及布勒的信中，他自称目前挂念的是未来以及他想写的书。（他设想的书当中有一本是名“哈勒贝”的小说，在书中，一个文明的西方人和一个东方蛮夷彼此越来越相像，终而位置对调。）从他写给母亲的信中，我们清楚见到后来塑造福楼拜神话的种种要素已经固定——拒绝认真看待艺术之外的任何事情，蔑视中产阶级的生活、婚姻、经商为生。我出生的一百年前，他在我度过一辈子的街头漫步突发奇想，之后将之写下，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道德原则：“对于世界，对于未来，对于人们将如何评论，对于任何一种制度，甚至对于我从前朝思暮想的文学名声，我都不在乎。这就是我的为人，我的性格。”（福楼拜致母函，1850年12月15日于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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