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

扎米亚京的《我们》开禁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苏联和西方对20世纪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作--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1921）有一个一致的认识。这就是说它是一部“针对苏维埃国家的恶毒讽刺的作品”，其矛头直指共产主义制度。而在《我们》创作60余年之后，1988年在苏联开禁发表，也是把它作为一面反对苏联制度的旗帜祭起来的。为了理解这部反乌托邦小说的奇特命运和历史价值，我想谈谈这部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艺术特色的一些侧面。

一、《我们》是在乌托邦文学样式中，对俄罗斯民族的传统的社会思考的继续和深化。

乌托邦小说，作为自古以来预想和思考未来社会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近代社会得到充分的发展。从16-19世纪约有近千种之多，20世纪上半叶就有300余种。而其中反乌托邦小说，作为对社会理想的批判思考形式，尤其在工业化最早的英国得到蓬勃的发展。表现出现代人面对工业化社会的美好理想和现实弊病之间的矛盾反差的反思。

而俄国乌托邦小说的特点，则在于它更着眼于思考俄国民族的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常常是以梦境的形式来表现（比如从苏马罗科夫的《幸福社会之梦》（1759），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维拉的梦）。这不仅是为了对付俄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且也由于俄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太深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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