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这封信的主要目的以前，为了一劳永逸起见，我感到有必要尽量清楚地解决以下一个问题，即：人的个性与任何政治辩论有多么大的关系。

一般的格言都说，讨论的对象应该是措施，而不是人；在正确的理解之下，这个格言是合理的，无可非议的。克图引用了《常识》的作者在序言中的一句话作为托词：“注意的目标是主张本身，而不是人，”也就是说，不是人的地位或条件。因为一个人不论他是和已经发财致富的人相处也好，或是和行将发财致富的人相处也好，或是和根本不打算也不在乎发什么财的人相处也好，是丝毫不成问题，而且事情是完会属于他个人范围之内的。但是人们的政治面目、政治背景和政治关系，因为是有关公众的事情，就大大不同于私人生活的境况了。而且这往往与他们所建议的措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因此，为了防止受到措施的蒙骗，我们就必须对上述各种情况有所了解。若是对于人们完全不了解，我们就有把花言巧语误认为原则的危险。假使豺狼能够象绵羊那样咩咩地叫，羊群很快地就会被诱入死地；因此为了免于受害，除了听见它的声音以外，也应该看见它的面貌。在进行任何重要政治辩论时，把人与措施全面而彻底地分隔开来，是不够妥善的，过去如此，将来永远如此，也永远应该如此。等到将来伪善行为从世界上消灭以后，认识人们的面貌就没有必要了，因为那时他们将不会提出欺诈性的措施了。但是在那时到来以前（那是永远不会到来的），人和措施是应该在适当的限度之下相提并论的。我们在某些事情当中，已经有太多的秘密了；而在另外一些事情当中，又嫌太少。假使人能够多被了解一些，而措施多隐匿一些，伪君子当会减少一些，我们也就会安全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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