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每当学习会上听到有人振振有词地批判个人奋斗时，我心里就嘀咕：难道这 社会只容得下“叫干啥就干啥”的听话干部吗？七十年代初在咸宁干校有位专攻古典文学的 五七战士在床铺底下藏了几本线装书。于是，早晨“天天读”时就有积极分子十分激动地指 责起他的“白专道路”。在“斗私批修”时，甚至任何个人兴趣都在贬斥之列。

那时我常想，社会有如一辆大篷车，个人的追求也是轮子的转动。倘若轮子都成方形的 了，这社会还如何前进！

命运（或者说组织上的安排）原是要“唐老鸭”——师曾站在黑板旁执教鞭的。偏偏这 不尽合乎他的理想。他嫌那天地太窄，变化太少。他的志向在于背上一台摄影机去闯四方。

照过去，这可是上好的批判对象。喝，分配你教书，你不安心工作，竟敢胡思乱想，岂 不又是一位正好揪出来示众以做效尤的反面教员。

可是当他闯进新华社摄影部的大门时，徐佑珠主任不但没硬赶他走，更没通知原单位叫 他上大批判栏，反而对他表示热情欢迎，为他创造最好的条件，重用他，放手让他去实现自 己的远大理想。事实证明，他个人的理想与集体事业非但不矛盾，而且是大篷车与轮子之间 相互依赖的关系。

理想只是个目标。实现理想则还有赖于毫无保留地拿出个人的才智、天赋和血汗。这也 正是有所追求与好高骛远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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