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布赖顿回到伦敦以后,菲利普便上外科病房做包扎工作。他对外科的兴趣不如对内科来得浓厚,因为内科学是一门以经验为依据的科学,给人的想象力以更大的驰骋余地,再说,外科的工作相应地要比内科的累人一些。上午九点至十点他得去听课。课一散,便上病房包扎伤口啦,拆线啦,换绷带啦,忙个不停。菲利普自夸上绷带还有一手。每当护上说了句把赞许的话,他听后心里总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每周总有几个下午进行外科手术,此时,菲利普便身穿白大褂,站在手术示范室的助手位置上,随时递上手术师所需要的器械,或者用海绵吸去污血,好让手术师看清下手的位置。一旦对不常见的疑难病症开刀时,手术示范室里就挤得满屋子都是人,不过,通常只有五六个学生在场。接着手术便在一种菲利普颇为欣赏的恬静的气氛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时,世人好像特别爱生阑尾炎似的,被送进手术室来割除盲肠的病人何其多矣!菲利普在一名外科医生手下当敷裹员,而这位大夫同他的一名同事进行着一场友好对抗赛,比谁盲肠割除得快,谁的切口小。
不久,菲利普被指派去负责事故急诊病人。敷裹员们轮流担当此职,轮上一次,连续值班三天。在这期间,他们得住在医院,一日三餐都在公共休息室里吃。大楼底层临时收容室附近有个房间,里面有张床,白天叠起来放在壁橱里。无论白天黑夜,当班的敷裹员都得随叫随到,时刻准备照料送来的受伤病人,从早到晚,疲于奔命。夜里,每过一两个小时,头顶上方的铃声便当哪当哪响个不停;铃声一响,当班的敷裹员便本能地从床上一跃而起。星期六夜里当然是最忙的,特别是酒馆一打烊,医院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警察们把一个个醉汉送进来。此时,他们得赶快用胃唧筒把他们胃里的酒抽出来。而送进来的女人比那些醉汉情况更严重,不是被她们的丈夫打破了头,就是打得鼻子鲜血直淌。其中有的女人对大赌咒发誓,要上法庭去控告丈夫;有的则羞愧万分,只说是碰上交通事故了。面对这种种情况,敷裹员能处理的,便尽力而为,如处理不了,便去把住院医生请来。不过,敷裹员们一个个都很谨慎,万不得已才去请住院医生,因为住院医生没有好处是决不愿意跑五段楼梯下来看病的。送进医院来的,从断了个指头到割断喉管,各色病人,应有尽有。小伙子们跑来要求包扎被机器轧坏了的双手;被马车撞倒了的行人,在玩耍时不是摔断了腿就是跌折了手的小孩,也被送进医院。间或,警察们还把自杀未遂者抬了进来。菲利普看到一个人脸色惨白,圆睁着一双疯狂的眼睛,嘴巴张着吐出大口大口的血。菲利普在病房里工作了数周之后,一次负责照看一名警官。那位警官看到自己还活着,整天不说一句话,一脸的愤怒和凶相,还公开嚷道,他一出院还要自杀。病房里塞满了病人,此时警察们再送病人来,住院医生就会处于进退两难、首鼠两端的境地。要是叫他们把病人抬到火车站转别处去治疗,万一病人就死在火车站,那各家报纸就会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可是有时候也很难断定病人究竟是奄奄一息呢还是醉酒不醒。菲利普直到累得力不能支的时候才上床睡觉,省得才躺下个把小时又要爬起来。他趁工作间隙时间,到急救室同夜班女护士一起聊天。这个女人一副男人相,头发花白,在急救部当了二十年的护士。她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不论什么事她自个儿可以说了算,没旁的护士来打扰她。她干起事来手脚不快,不过非常能干,在处理危急病人方面从未出过差错。敷裹员们,不是初出茅庐毫无经验,就是一有事就慌了神儿,但一看到她在场,就顿觉浑身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她见过敷裹员千百个,可从来没有在她脑子里留下一点印象,无论是谁,她都管他们叫布朗先生。当他们劝戒她以后别叫他们布朗先生,并把他们的真实姓名告诉她时,她只是点点头,过后还是继续叫他们布朗先生。她那个房间没什么摆设,只有两张马毛呢面子的长椅,一盏火光融融的煤气灯。菲利普饶有兴趣地坐在那儿聆听她的谈话。她早已不把那些送进医院来的病人当人看待了。在她眼里,他们只是酒鬼、断臂、割破的喉咙。她把疾病、不幸和世界的残忍统统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觉得人们的行动既无值得赞扬也无值得责备的地方。她都默认了。她具有某种冷峭的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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