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圣人”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冲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缆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下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的沮丧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加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三十一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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