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极其敏感又极其重要极其政治的题材相比，它的作者还是太年轻了。小说说不定与他本人一样有营养不良与发育不足，有孱弱与过敏，有钙和西斯敏的缺失。它的气象并不宏伟，它的自信并不坚决，它的分析并不面面俱到，它的展示并不有力，它的思辨并不分明，它在一个强有力的时代，在一个相信斗争，相信实力，相信意识形态决战的时刻，在一个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为圭臬的时刻，在核武器、北大西洋公约与华沙条约、暴力革命与坚信战争不可避免的年代，在镇反肃反、土改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清理中层……万众一心铸造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的当儿，在一个大气磅礴然而粗糙得出奇的年月，嘀嘀咕咕地诉说两个一知半解、脉脉含情、纯洁无用、善良软弱的青年人的小小昏话……这不是荒谬的吗？鸣乎哀哉，夫复何言！

我曾经开玩笑说，用小说克服官僚主义吗？不，还是用官僚主义克服小说更方便更可操作。这里需要的是另外的尺度，另外的价值判断，另外的说法。

如果不是用反对什么克服什么的标尺，（尽管在作品的一些层面包含着反对什么不反对什么的含意，）而是用阅读的角度，沉吟与遐想的角度，参考、自慰与益智、怡情的角度，从心灵的共鸣与安放的角度，从审美和形象思维的角度来看呢？什么都克服不了的小说却在“克服”（谁让王蒙这样习惯于用这个特定年代的词儿呢？）着衰颓（这个词我在《青春万岁》里就事出有因地使用了，即老化）、克服着无动与衷与得过且过，克服着遗忘与淡漠，克服着乏味与创造力的缺失，一句话，小说想留下青春。小说不是什么有力量的存在。小说作者在许多情况下属于弱者，强者可以从政从军从商却看不上从文。小说的仅有的力量在于打动人心，供读者一恸、一哂、一惊、一皱眉或者一笑。小说的可能性是通过打动人，多多少少地，常常是少少地，快快慢慢地，常常是慢慢地，影响一下现实。有时候夤缘时会，小说也能红极一时，闹轰一通，时过境迁之后，你才知道那对小说与它的炮制者并非幸事，也绝对不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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