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苏黎世的法国航空公司客机经济舱坐得满满的。飞机颠簸得厉害，叫人坐在狭窄的座位上感到更不舒服。一个婴儿在母亲怀抱中啼哭；有的孩子在抽噎，父母忍住内心的恐惧微笑着安慰他们别哭。多数旅客沉默不语，有几个以明显快于正常情况的速度喝下他们的威士忌。还有少数人从揪紧的喉咙里强发出笑声，但强颜欢笑，与其说掩饰，不如说更突出了内心恐惧。在可怕的飞行中，每人有每人的想法，但归根结底逃不了一个怕字。身在离地面三万英尺的金属盒子里，命是悬着的。飞机一声长啸，一个倒栽葱，不就完了？伴随着这种基本的恐惧而来的是各种根本性问题。在这种时候人们的头脑会想什么？怎样反应？

病人试图把它搞清楚，这对于他是重要的。他坐在靠窗口的位置，眼望着机翼，看见宽幅的金属在风力残忍的撞击下弯曲和震荡。气流彼此冲击，敲打着这只人造的管筒，要它屈服，告诫这些渺小的自命不凡者，他们绝不是浩大自然现象的对手。压力如果超过承受度，哪怕只超出一英两，机翼就会断裂，保持飞机上升的两翼就会从筒状的机体脱落，在风中变成碎片；只要有一只铆钉绽开，也可能产生爆炸，紧接着就是尖叫声中的坠落。

他会怎么叫？他会怎么想？除了对死亡和湮没的不可遏制的恐惧之外，还会不会有其它内容？这是他必须集中思索的，也是沃士伯在诺阿港一直强调的投身进去。他又想起医生所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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