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西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各科成绩均好。这也如同他对地质学、生物学的浓厚兴趣。他一直是文理兼修，能同时看见物质与精神，看见二者的融合与二者的分界。现代西方大哲，不乏从自然科学转向人文领域的例子，像胡塞尔、罗素，原本都是出色的数学家；像弗洛伊德，从医生转向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宣称全社会都是他的病人。鲁迅不认同弗洛伊德，却与弗氏有相似处：看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有病，只是病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东京，鲁迅和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这样的讨论和追问，当属罕见。

而在当时的日本，由于1894年的中日海战，由于稍后的日俄战争，好战分子急剧增长，军国主义气焰嚣张。鲁迅被仙台的日本同学视为“支那学生”。成绩好反受奚落、受怀疑：一个支那人，怎么可能在骨学、神经学、血管学、解剖学、细菌学的课程上都取得好成绩呢？

有日本学生写信给鲁迅，开头便说：你忏悔吧！

这等于说：你交待吧，你是怎么作弊的？

鲁迅毫无“忏悔”的迹象，班上的同学对他侧目而视，有些人还故意惹他。

他住在一所监狱旁的低级旅馆，瘦弱之躯饱受蚊子的叮咬。冬天也是蚊子乱飞。没蚊帐。顿顿粗食。

有时整夜拍蚊子，拍得一手血……

身心受着煎熬。真金在烈火中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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