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一年的生活，徐志摩和陆小曼经常会发生摩擦，他们在性格上、兴趣上的不合也逐渐显现出来。陆小曼喜欢玩，喜欢热闹，偏于懒散，享受安逸的生活，而徐志摩则喜欢静，喜欢思考，向往过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

更让徐志摩头疼的是陆小曼的挥霍无度，她常常包定剧院、夜总会等娱乐场的坐席，一掷千金的赶场，捧角，去“大西洋”、“一品香”吃大菜，家里佣人一大堆，还要加一辆长期雇佣的汽车等，一个月下来，生活费高达五六百银圆（相当于现在的两万元左右）。徐志摩一个月教书的薪水根本不够陆小曼的开销。深爱妻子的徐志摩不得不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但仍然是捉肘见襟。

由于陆小曼身体一直不好，来到上海后，她的朋友翁瑞午就劝她抽几筒鸦片，虽然病情得到了控制，但久而久之，竟然上了瘾。吸食鸦片后的陆小曼愈发的变得懒惰、贪玩，还给家里增添了一笔巨大的开销。为了演戏订做行头，陆小曼把恩厚之寄给他们夫妻俩赴欧学习的费用也给花了，徐志摩虽然很郁闷，但为了陆小曼高兴，他也只得无可奈何的答应，并且勉强同意跟陆小曼一起同台演《玉堂春?三堂会审》。

1927年12月7日，《玉堂春?三堂会审》在上海夏令匹克戏剧院上演，那天徐志摩为了不扫陆小曼的兴致，演了一场的戏。但事后，发生了一件让徐志摩特别尴尬的事情。17日，《福尔摩斯小报》刊出了署名为“屁哲”的下流文章，标题为《伍大姐按摩得腻友》，影射陆小曼与翁瑞午之间的关系。虽然文章多不实之处，但可以知道，在那时，陆小曼与翁瑞午是走得比较近的。这件事对徐志摩伤害很大，也使夫妻俩的关系渐趋紧张，但陆小曼并没有为此放弃交际，放弃朋友，仍然我行我素的与翁瑞午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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