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我们那时都还在台大外文系三年级念书,一群不知天高地厚一脑子充满不着边际理想的年轻人,因为兴趣相投,热爱文学,大家变成了朋友。于是由我倡议,一呼百应,便把《现代文学》给办了出来。出刊之时,我们把第一期拿去送给黎烈文教授,他对我们说:“你们很勇敢!”当时他这话的深意,我们懵然不知,还十分洋洋自得。没料到《现代文学》一办十三年,共出五十一期,竟变成了许许多多作家朋友心血灌溉而茁壮,而开花,而终于因为经济营养不良飘零枯萎的一棵文艺之树。对我个人来说,《现代文学》是我的一副十字架,当初年少无知,不自量力,只凭一股憨勇,贸然背负起这副重担,这些年来,路途的崎岖颠踬,风险重重,大概只有在台湾办过同仁文艺杂志的同路人,才能细解其中味。
台大外文系一向文风颇盛,开风气之先者,首推我们的学长诗人余光中,那时他早已名振诗坛了。夏济安教授主编《文学杂志》,又培养不少外文系作家。高于我们者,有叶维廉、丛、刘绍铭。后来接我们棒的,有王祯和、杜国清、潜石(郑恒雄)、淡莹等。然而我们那一班出的作家最多:写小说的,有王文兴、欧阳子(洪智惠)、陈若曦(陈秀美),诗人有戴天(戴成义)、林湖(林耀福)。还有许多杆好译笔如王愈静、谢道峨,后来在美国成为学者的有李欧梵,成为社会学家的有谢杨美惠。这一伙人,还加上另外几位,组成了一个小社团叫“南北社”(详情见欧阳子《回忆〈现代文学〉创办当年》)。我们常常出去爬山游水,坐在山顶海边,大谈文学人生,好像天下事,无所不知,肚里有一分,要说出十分来。一个个胸怀大志,意气飞扬,日后人生的颠沛忧患,哪里识得半分?陈若曦老闹神经痛,但爬山总是她第一个抢先上去。王文兴常常语惊四座,一出言便与众不同。欧阳子不说话,可是什么都看在眼里。大家一时兴起,又玩起官兵捉强盗来。怎么会那样天真?大概那时台北还是农业社会——清晨牛车满街,南京东路还有许多稻田,夜总会是一个神秘而又邪恶的名词,好像只有一两家。台大外文系那时也染有十分浓厚的农业社会色彩:散漫悠闲,无为而治。我们文学院里的吊钟一直是停摆的,图书馆里常常只剩下管理员老孟(苏念秋)一个人在打坐参禅,而我们大伙却逃课去办《现代文学》去了。幸亏外文系课业轻松,要不然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写文章办杂志?而且大家功课还不错,前几名都是南北社的人囊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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