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来,看看我的记事卡。然后,和莎拉一样,我把它们扔进废纸篓里。"如同费兹杰罗太太刚才说的,这个案子不是关于安娜捐肾,也不关于她捐的是皮肤细胞、血细胞,还是一组DNA。它关于一个女孩,渴望成为某个人。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她的辛苦、难过、甜蜜和欢乐。一个女孩可能不知道她现在要什么,可能不知道她现在是谁,可是我们应该给她机会去发现。在我看来,十年后,她很可能会令我们刮目相看。"
我走向法官席,"我们知道费兹杰罗家被迫做不可能的事--为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作合情合理的医疗决定,但事实上,她们的医疗利益背道而驰。而如果我们--像费兹杰罗一家--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那么最后必须下决定的这个人,应该是拥有这具躯体的本人……即使她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总的来说,这也是这桩诉讼案的关键:某些时候,一个小孩或许比她的父母还明白该怎么做。
"我知道提起诉讼时,安娜作这个决定,不是因为那些你可能会认为的理由--她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十三岁女孩;她作这个决定,为了要和她同龄的女孩一样自由,一样无拘无束;她作这个决定,因为厌烦了被针刺,被针戳;她作这个决定,因为她怕疼……"
我转身,对安娜微笑。"你知道吗?如果最后安娜决定捐肾给她姐姐,我也不会惊讶。可是,我怎么想不重要。狄沙罗法官,恕我冒昧,您怎么想也不重要。莎拉和布莱恩,还有凯特·费兹杰罗怎么想,都不重要。安娜怎么想才重要。"我走向我的椅子,"这是我们唯一应该倾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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