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姚文元还在上海滩上做文学批评家时，就常对大学里的师生和研究机关的科研人员加以奚落，说他们是关在高墙深院中做学问的人，借以反衬出他自己是个社会斗争的战士。其实，1949年以后的中国校园里，从来就没有平静过。

我们的领导，始则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为要把他们移植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来，就得不断地进行改造。后来，又发现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是滋生修正主义的温床，为了反修防修大计，更须彻底地加以整顿。所以，学校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而知识分子也就难得能坐下来研究学问了。

比较起来，在我做大学生的那几年：1953年秋——1957年夏，教学秩序还相对地稳定一些，不像后来那样，动不动就“停课闹革命”，或者长期下乡搞运动。在那四年中，我们没有下过工厂、农村，总共只停过两次课：第一次是1955年夏天由反胡风运动进而进行全面的肃反运动；第二次则是1957年夏天的反右运动。但不停课并不等于不革命，不下乡并不等于不搞运动，那四年，学校仍进行了许多变革。

苏联模式的移植

我们入学之初，正是执行“一边倒”政策的时候，各行各业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大学教育自然不能例外。院系调整只是在大学组成结构上从欧美模式转为苏联模式，这远不是教育改革的全部。当时学习苏联是非常全面的，全面到巨细不遗。比如，在每天的课时安排上，我们一向是分段制，即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然后是课外活动，但有一段时期，却要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六时一贯制，即上午连上六节课，下午不排课。我不知道苏联学生早上吃的是什么东西，精力如此充沛，能够长久不衰，一直支持到午后。我们则上到五六节课时，总是精力不济，听不进课去，虽然在第三节下课时，每人可领取一只面包或馒头，使我们这些穷学生很高兴，但吃过之后，仍支持不到最后。好在此项改革措施没有维持多久，也就取消了，不知是因为教学效果实在太差，还是因为长期供应馒头面包支出太大，——那时，大学生的伙食费是由国家包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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