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观看空政集体创作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一段时期内，周恩来就存在着一些想法: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和建国15周年的庆祝，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来鼓舞人民和增强人民的斗志，因此，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动机，便提上了周恩来的案头。

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多种场合提到:“在歌舞方面，我们还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陈老总力主推荐周恩来到上海观看大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以此促成了周恩来下定决心，为组织创作大型歌舞《东方红》，提供了客观的前提条件。担任“总策划”、“总指挥”、“总导演”的周恩来，的确为了《东方红》的创作，耗费了他许多心血，这其中，同样也包含着他的良苦用心。

众所周知，1964年的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从轰轰烈烈的前台背后，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候，文艺界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主席对文艺政策的两个批示的发表，使文化艺术界开展的整风愈演愈烈;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江青之流又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进行蛮横的批判和无理的责难，无疑对建国后文艺界的人员来说是心存芥蒂。为此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在这样一种令人压抑的氛围下，刻意筹划和批准了一个有3700多人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想通过一批国内优秀的艺术家和权威人士，参加到《东方红》当中来，为其艺术生命涂上一层“保护色”，因为以红色为主基调的《东方红》，是热情歌颂共产党、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这无疑是向内部敌对势力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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