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对我不错。

我再去见律师，为接他出来作准备。

正在进行保释手续，消息传来，袁祖康在狱中自杀身亡。

我与律师都大表震惊，像是平地起了一个忽喇喇的旱雷，震聋了他，震呆了我。

完全没有理由。

并不是大案，亦非死罪，出来之后，即使不能恢复旧观，也不愁生活。算一算，他只得三十六岁。

深深的悲哀之后，是无边沮丧。我成日说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律师劝我去见心理医生。

袁祖康的葬礼再简单没有，由监狱处代办，他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到。

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墓园里有夏季最后的玫瑰，熟透后的香气似水果味道，十分醉人，只得我同律师看着他落葬。

当年的袁祖康虽不致一呼百诺，却也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的盛况我看见过，如今落得如此凄清下场。我为他不平，抬起头，看着太阳，直至双目刺痛，而葬礼已经完成。

这次之后，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再回到这个都会来，它太喜怒无常，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而且它办得到。

正如我们所料．袁祖康什么也没留下来，我俩以前住过的，在三十街的公寓，早由房东租给别人。是我不好，我不应在不适当的时候同他离婚，我应留在纽约市，天天去探望他，鼓励他生存下去。

在这种时候，姚永钦送过来的鲜花变成了一个滑稽的对比。我问律师张伯伦：“酒店房间像不像殡仪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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