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喜爱交际，任何血气旺盛的人来时，我一定像吸血的水蛭似的，紧紧吸住他不放。我本性就非隐士，要有什么事情让我进一个酒吧间去，在那里坐得最长久的人也未必坐得过我。

我的屋子里有三张椅子，寂寞时用一张，交朋友用两张，社交用三张。访客要是来了一大堆，多得出乎意料，也还是只有三张椅子给他们支配，他们一般都很节省地方，只是站着。奇怪的是一个小房间里竟可容纳这么多的男人和女人。有一天，在我的屋脊底下，来了二十五至三十个灵魂，外加上他们这许多个身体；然而，我们分手的时候似乎不觉得我们曾经彼此十分接近过。我们有很多幢房屋，无论公共的，私人的，简直有数不清的房间，有巨大的厅堂，还有贮藏酒液和其他和平时代的军需品的地窖，我总觉得对住在里面的人说来，它们大而无当。它们太大，又太华丽，住在里面的人仿佛是败坏它们的一些寄生虫。有时我大吃一惊，当那些大旅馆如托莱蒙，阿斯托尔或米德尔塞克斯的司阍，通报客来，却看到一只可笑的小老鼠，爬过游廊，立刻又在铺道上的一个小窟窿里不见了。

我也曾感到我的这样小的房间不大方便，当客人和我用深奥字眼谈着大问题的时候，我就难于和客人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了。你的思想也得有足够的空间，好让它准备好可以开航，打两个转身，到达港岸。你的思想的子弹必须抑制了它的横跳和跳飞的动作之后，笔直前进，才能到达听者的耳内，要不然它一猾就从他的脑袋的一边穿过去了。还有，在这中间我们的语句也要有足够的地盘来展开它自己，排成队形。个人，正像国土一样，必须有适度的、宽阔而自然的疆界，甚至在疆界之间，要有一个相当的中立地带。我发现我跟一个住在湖那边的朋友隔湖谈天，简直是一种了不得的奢侈。在我的屋子里，我们太接近，以致一开始听不清话——我们没法说得更轻，好使大家都听清；好比你扔两块石子到静水中去，太近了的话，它们要破坏彼此的涟漪的。如果我们仅仅是蝶蝶不休、大声说话的人，那未，我们站得很近，紧紧挨着，彼此能相嘘以气的，这不要紧；可是如果我们说话很有含蓄，富于思想，我们就得隔开一点，以便我们的动物性的热度和湿度有机会散发掉。如果我们中间，每一个都有一些不可以言传，只可以意会的话语，若要最亲呢地享受我们的交流，我们光是沉默一下还不够，还得两个身体距离得远一点，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几乎听不见彼此的声音才行。根据这个标准，大声说话只是为了聋子的方便；可是有很多美妙的事物，我们要是非大喊大叫不可，那就无法言传了。谈话之中当调子更崇高，更庄重时，我们就得渐渐地把椅子往后拖，越拖越后，直到我们碰到了两个角落上的墙壁，通常就要觉得房间不够大了。我的“最好的”房间，当然是我退隐的那间，它是随时准备招侍客人的，但太阳却很难得照到地毯上，它便是我屋后的松林。在夏天里，来了尊贵的宾客时，我就带他们上那儿去，有一个可贵的管家已打扫好地板，抹拭好家具，一切都井然有序了。如果只来了一个客人，有时要分享我的菲薄的饭食；一边说话一边煮一个玉米糊，或者注意火上在胀大、烤熟的面包，是不，130·会打断谈话的。可是一来来了二十个人的话，坐在屋里，关于吃饭问题就不好提了，虽然我所有的面包还够两个人吃，可是吃饭好像成了一个大家都已戒掉了的习惯；大家都节欲了；然而这不算失礼，反倒被认为是最合适的，是考虑周到的办法。肉体生命的败坏，向来是急求补救的，现在却被拖宕了，而生命的活力居然还能持续下去。像这样，要招待的人如果不止二十个，而是一千个人的话，我也可以办到；如果来访者看到我在家，却饿了肚子失望地回去，他们可以肯定，我至少总是同情他们的。许多管家尽管对此怀疑，但是建立起新规矩和好习惯来代替旧的是容易的。你的名誉并不靠你请客。至于我自己，哪怕看管地狱之门的三个头的怪犬也吓不住我，可是有人要请我作客，大摆筵席，那稳可以吓得我退避三舍，我认为这大约是客气地兜圈子暗示我以后不必再去麻烦他了。我想我从此不会再去这些地方了。我引以为骄做的是，有一个访客在一张代替名片的黄色胡桃叶上写下了这几行斯宾塞的诗，大可拿来做我的陋室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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