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已经到了彼岸,获得了一个为他烦恼的心魂所能安息的荫庇。
其实,他只是处于一种新的活动的始端。
在莫斯科过了一冬,(他对于家庭的义务迫使他随着他的家族,)“迄今为止,我一向在都市之外过生活……”(《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二年正月他参加调查人口的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惨状的机会。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惨。第一次接触到这文明隐藏着的疮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时,“他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
“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他嚎啕着说,“这决不能存在!这决不能存在!?.."见前书。几个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绝望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从前你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愿自缢。’现在,你有了信心,为何你仍苦恼?”
因为他不能有伪君子般的信心,那种自得自满的信心。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义,只顾自己的超升而不顾别人,对于那些“为自己而不为别人的苦行者”,托尔斯泰屡次表示反感。他把他们与骄傲而愚昧的革命家放在同一类型内,“他们自命要施善于人,可还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托尔斯泰说:“我以同样的爱情爱这两种人,但我亦以同样的憎恨恨他们的主义。惟一的主义是激发一种有恒的活动,支配一种适应心魂企望的生活,而努力筹思实现他人的幸福。基督的主义便是这样的,它既无宗教的安息情调,亦无那般革命家般徒唱高调不知真正的幸福为何物的情境。”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不能忘记他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的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是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的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的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异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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