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

2003年的样子，诗人、供职于社科院文学所研究法国文学的树才带来一位法国人和我们一起喝酒。这个法国人有点来头，长期供职于法国国防部，在中东地区工作了很多年。关于国际关系和中东局势，我们谈了很多，当谈到小布什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著名“口误”时，国防部的前专员挑着眉头，用一种不耐烦的口气说：人们太天真了，其实，在布什和美国利益集团的头脑里，任何非基督教的文明，都属于“泛伊斯兰文化”，一定要除掉或钳制为后快的。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法国前专员的话，在座的人多年以后都能鲜明地记得。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富有个性的中国人在巴勒斯坦人遭受屠杀的时候，表现出的那种大快意，那种淋漓酣畅的仗义情怀（当然，这种仗义是给“伟大的以色列战士”的），看到那种不知道由何而生的幸灾乐祸，突然心生恐怖，突然像回到了80年代，想起了我们一厢情愿的充满国际主义热情的年代。就是《中国可以说不》第一章里所写到的：当年我们被上海学联安排去见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时，我们抱持的那种挑剔的态度。我们思想是那样的解放，我们厌烦主流媒体给我们灌输的“正义”。“正义”在哪里，应该由我们自己去探索，这是对的。然而我们真的去探索了么？难道我们没有不知不觉地被自己的“先验”所左右，以一种贴着西方媚着美国的势利心态冷眼看巴勒斯坦人的挣扎么?这是贯穿了多少年的真实情绪？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问：巴勒斯坦天天死人，有哪个具有“国际胸襟”的中国人站出来举着蜡烛，祷念“今夜我们是巴勒斯坦人”？不可能的，格局太小了，太不讨好卖乖了。我只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凄惨劲儿，只有一种强烈的感受，“生活在有核弹的国家真好”。这个话里的深层信息，大家能捕捉到感受到吗？我们可以管好自己的事，不和亚非拉弱小民族套近乎，但是能不能不去作践别人呢？你刚刚过上安稳日子才几天呀？对于现阶段的我们来说，吉卜林的诗句也许有教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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