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巴菲特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强烈抨击大富翁们的奢侈生活。在巴菲特看来，大批财富，包括他自己的，代表的是一堆“有主支票”，最终是要服务于社会的。他把炮火对准了赫斯特，后者把自己的有主支票挥霍在浮夸的圣。西蒙上，因此占用了“大量用于其他社会目的的人力和物力”。

巴菲特也同样批评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的大富翁。比如说，后期的杜邦公司“对社会的贡献几乎没有，却多次声称捐献了产值的多少”。巴菲特用人人平等的目光说，杜邦“可能认为自己很有眼光，发现穷人们的食物越来越少了”，但他们自己的“食物都多得吃不了”。

杜邦自然找不出巴菲特一家的毛病。沃伦有个堂弟在开出租，他的一位侄子在爵士乐队演奏等等。他们中有些人拥有伯克希尔的股票，但巴菲特总是公事公办，不会给他们特别照顾，也不透露内部消息。他认为，如果没有经济依赖这种讨厌的因素，他的家庭会更“纯洁”。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能过正常的独立生活。这迫使他，至少在他眼中，停止了给孩子们的经济资助。他很担心为可爱的孩子们“提供食物”会毁了他们，于是拒绝给他们丝毫的经济帮助，而这样的帮助即使是中等富裕的父亲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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