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 ※ ※

由于邓小平的推荐，1966年5月底，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此后不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如前所述，据王力回忆，是江青排定的这一名单。据曾志说，则是毛泽东的安排。

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陶铸说：“我是新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同志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陶铸突然跃居陈伯达之前，引起陈伯达的嫉恨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这样，在安亭事件时，陈伯达支持张春桥，陶铸则支持陈丕显，他们之间已产生明显的分歧。关于陈伯达，陶铸说过这样的话：

“跟陈伯达的芥蒂，却是由来已久。我很清楚他的老底。早在1930年，中央派他前往福建工作时，就表现出贪生怕死，临阵逃跑，我对他印象极坏，因此在延安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我公开表示反对选他，并且在小组会上谈了对他的看法，为此，他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来中央后，关系就更加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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