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后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经完全治好，只是出去作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了，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

“我的确很乐观。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灰心的时候。跟疾病作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1984年6月，巴金在第二次访问日本归来以后，执笔写下了上面的文字。这是巴金继1979年4月第一次去日本之后的第二次赴日。

前一次访问日本，巴金是和谢冰心等中国作家一起去的。那时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疾病，尽管经过十年浩劫的折腾，巴金的身心也难免疲惫，然而那时的巴金毕竟有种从阴影里挣扎出来的振奋感和喜悦感。前一次日本之行，前后花去了十几天时间，对日本进行的访问也是从南到北，从东至西的。而巴金第二次再去东京，是为了参加第45届世界笔会。在此期间，巴金由于身体的原因，并没有像前一次那样在日本各地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巴金毕竟是老了，又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症，所以身体始终很弱。他即便不坐轮椅，也一定要以手杖来保持身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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