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小说《兔子富了》里，绰号“兔子”的安格斯特罗姆靠经销日本汽车发了财，他的儿子处处和他唱反调，说：“欧洲车总想说点儿什么，可日本人做出来的不过是些小铁盒子。”这句话倒也言之成理，给我留下了挺深的印象。我想的确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物品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不是能够“说点什么”。

那种译名为“芝宝”的打火机，每一款的结构和内芯都完全一样，仅仅由于外壳图案不同，价钱就能差上好几倍。没有人认为不同颜色的驴子就该值不同的价钱，可是有谁据此质疑过“芝宝”呢？这东西那么贵，一只就顶得上800只塑料打火机，显然更该成消费者挑剔的对象，可是没谁在乎这个。甚至没什么人在乎它的使用功能，大家买上一只，就是想没事儿的时候在卡其布裤子上蹭热它。

一只好的打火机不仅应该让你闻到汽油味，还该带有某种价值观。比方说，跟甲壳虫乐队有关的打火机要贵一点儿，跟玛莉莲-梦露有关的要便宜一点儿，跟哈雷摩托有关的就更便宜一点儿，这说明货品的优雅程度和它的价钱成正比。

可惜的是，这种在趣味上邂逅知音的安慰感并不太多。你去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差不多都觉得，它们对你没什么好说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的每个城市都变得言语乏味。这差不多相当于我们走在街上，看到专卖“城市生活”的商店，里面卖的东西都是一个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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