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以后无论是在《第一财经周刊》,还是在其他媒体,我都不再写了。我曾在这里写过,“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这正是我在这些专栏中的因寄所托。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我还感到自己的一点点才能并不在这里。早年我读过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古文经典,却委实乏味,后来我又读了《东坡志林》,晚年成熟期的作品,依旧是对国家社稷发言,充满了幼稚的错误。我不免惋惜,一个杰出的头脑做了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相比之下,《前赤壁赋》却是何其优美洒脱的杰作。我觉得,这是前车之鉴,写文章还是该写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
年轻时我想写小说,这算不得梦想,因为写小说你只需要坐下来开始写就可以了。我的梦想是写很好的小说。如此一来我的人生就变得甚为艰难,我不得不写几行字就放下笔,自我谴责说,这跟约瑟夫.凯勒相比什么都不是!最初只为了养活自己,也避免被亲戚朋友看作百无一用,我开始做记者,慢慢地,我的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他人的天性受到激发,竟然成了一个蛮职业的媒体人。这些专栏的议题大多关乎社会生活,也该算作我的记者生涯的衍生之物。
就连“重申常识”的企图也来自我的媒体经验。大约是2004年,《南方周末》开了一个小栏目,就叫“常识”。在内部,大家说,开这个栏目干嘛呀?邓科就解释了一下这个词与托马斯·潘恩的关系。就我个人目力所及,这正是如今很多国内媒体对“常识”两个字奉为圭臬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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